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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逸:一生只为修史来

时间:2019-3-26 10:14:25 点击:

 【爱国情 奋斗者】   光明日报记者 姚晓丹   开栏的话   回望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,“奋斗”始终是一个关键词。一代代中华儿女在各自领域挥洒汗水、努力奔跑,凝聚起一个民族的奋进力量;千千万万普通人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,为祖国建设发展矢志奋斗。70年披荆斩棘,70年风雨兼程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进步,见证了奋斗者的铿锵足音,标注着接续奋斗的伟大征程。光明日报今起开设《爱国情 奋斗者》专栏,与读者一起,倾听奋斗者的故事。   有的时候,回忆会一直往前走,甚至越过千山万水,来到一个明媚的夏日清晨。   “那天是我小学毕业的日子,同学们都去了典礼现场,我没有去,我躺在藤椅上看一本叫《天雨花》的小说。这是一本弹词小说,全是人物对白。”即使过去这么多年,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、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、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主任戴逸依然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,这是他一生奋斗的起点。   “我没有去典礼,因为我没有毕业。我不爱功课,只爱听故事、看戏文、看连环画,至于演义故事、武侠小说种种更是不在话下,全校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有通过考试,毕不了业。我正看小说入迷的时候,那个同样没毕业的同学忽然跑到家里叫我,他大喊‘戴秉衡(戴逸原名),快跟我去学校,打仗了,学校同意咱们毕业了’!”说到这里,戴逸先生露出顽皮的微笑。   抗日战争爆发了,在少年心性里,他从此能毕业了,却不知道,国家的苦难才刚刚开始。小学毕业后,由于战事的蔓延,戴逸一家搬入了上海租界。国难当头,流离失所,戴逸目睹种种风暴洗礼,开始发愤读书,从此名列前茅。只是,他仍旧偏爱文史。   中学毕业后,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,学习铁路管理。两年后,峰回路转,因为抗日南迁的西南联合大学返回内地,在上海招生。已经念大二的戴逸反复思量,决定从头开始,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,这一考,漫漫的读史修史之路就开始了。   考入了北京大学,戴逸用了一个词“心花怒放”。因为这里有太多书了,“很多古书,我连见都未曾一见,就这样整整齐齐全都放在北大图书馆,只等我翻开。我太高兴了,一天到晚就在图书馆泡着看书。”   在北大,戴逸还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,在一次次学生运动中,他的心向党组织积极靠拢。在北大读了两年书之后,由于和党组织的关系,他被国民党政府通缉,要被送往特种刑事法庭。他的老师胡适听到这个消息,打电话为他保释,他收到了一张写着“保释在外,听候传讯”的通知,恢复了自由。   “跑吧,我要赶快去解放区。”他找到了在学生运动中单线联系的介绍人,从此戴秉衡改名“戴逸”,从北大穿越封锁线去了石家庄,跑到了当时的华北大学,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。从此,戴逸再也未曾离开中国人民大学。   向记者讲完了自己求学的奋斗故事,戴逸接着讲自己与清史结缘的故事。由于喜爱历史故事,他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出版了一本书叫《中国抗战史演义》,这本书还是章回体的。“当时还没有人写抗战史,我的处女作就捡了个漏。”戴逸笑着告诉记者。   “这不能算是一部历史著作,只能叫通俗读物。之后,我开始了严肃的治史过程,1958年,我编写了《中国近代史稿》,成为高校的近代史教材。”戴逸说。也正因此,他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,历史学家吴晗当时正在编写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,邀请他担任清史评审委员会最年轻的编委,并建议他把目光从近代史转向清史,开始修订清史的工作。   由于历史原因,这项工作走走停停,戴逸对清史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停下。即使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停校的几年,运动风潮四起的时候,他还写了《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》。“当年没有人愿意研究清史,因为一说到清朝,就和民族的伤痛联系在一起。五次对外战争,每次都割地赔款,损失惨重。提到清朝,似乎就是腐败的代名词。”戴逸说,“但是,我国本来就有易代修史的传统,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。”   清史的资料在当年同样充满变数,连原始档案都差点付之一炬。上百年的档案由于宫内库房的倒塌差点儿被直接送往造纸厂,“当年很少有人懂得这些文件的重要性,外国人也没有兴趣,因此在一次次浩劫中幸存了。在运往造纸厂的途中,被一位爱国志士以4000块大洋的价格买了下来”。   这些资料整整放满了五层楼的楼房。清朝近300年出版的典籍就四十几万种,目前研究出版了4万余种,800余册。戴逸和修订清史的工作人员把清史分为“民族、宗教、科技、典籍”等几个部分,完成了105册送审文稿共计3000余万字,预计今年出版问世。   戴逸从清朝的起源讲起,“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”,一直讲到近代史的跌宕起伏,讲到今天的新生活。他讲到了乾隆时期我国3亿人口,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。讲到了近代史“每战必败又屡败屡战”的民族精神。   “这是受欺负的历史,又是启蒙的历史、觉醒的历史、奋斗的历史。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。”戴逸说。讲到这里,采访也接近尾声了,张自忠路的平房门外,阳光正好,这故事仿佛穿越了300年的时光,有些沉甸甸的。   戴逸是《光明日报》的老作者,从20世纪的《史学》版开始,新作就不断问世。他说,他也是《光明日报》的忠实读者。他的家里订阅了两份《光明日报》,“一份是用来看的,一份是用来收藏的。”这拳拳之心更让我们感动,“从《光明日报》,我可以感受到新中国的脉动。”戴逸说。

作者: 来源: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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